殷商时代不仅是古代中国青铜艺术的繁荣时期，同时也是玉雕艺术获得很大发展的阶段。过去，有限的实物材料和文献资料的匮乏，殷商时期玉器的真实面貌一直难以被认清，随着近数十年来考古发现的不断增多，实物史料越来越丰富了，这就为我们直观地了解殷商时期玉雕艺术的成就创造了便利条件。虽然在学术领域里关于殷商时代各类玉使用的种种背景尚存争议，但那些诉诸于视觉的艺术成就无疑已经形象地呈现在我们面前，凭着其难以阻挡的艺术魅力，穿过三四千年的时空隧道，至今光彩依然。

在考古学的分期上把商代文化划分为早、中、晚三期，早期以二里头文化三四期为代表，这是因最初发现于河南偃师二里头而得名：中期的代表器物出土于郑州商城的二里冈文化的早晚期遗址：晚期最重要的代表是殷墟文化。商代玉雕艺术的最高成就主要在晚期，而晚期的许多精彩玉雕作品又主要出自殷墟，所以在这里有必要先对殷墟遗址作简要介绍。

商王朝(约公元前16世纪至公元前11世纪)的后期，约公元前14世纪，盘庚迁都城于殷墟(即今河南安阳小屯村及其周围地区)，至帝辛(纣)止，历时273年，因此后人把商也称“殷商”。殷墟“是中国历史上可以肯定确切位置的最早的一个都城。”(《辞海》“殷墟”条)在近百年来的考古发掘中，已在这里发现了大量的有价值的遗迹和文物．可以断定当时的殷墟有着相当繁荣的手工业文化，特别是1976年发掘出来的殷墟五号墓(即“妇好墓”)，出土了1600余件文物，其中不少青铜器和玉器都可谓是艺术珍品，故而把殷墟玉器作为商代晚期玉器艺术的代表是当之无愧的。

从殷墟出土的玉雕作品可以看出，当时的琢玉技艺已经达到了相当精巧细致的程度。无论是选料、成型、琢纹、钻孔、抛光等一系列工序，还是艺术法度上的把握，都体现了雕琢者们非凡的水平，这也正是殷商时代玉雕精品迭出的重要保证。

1．天然色泽的巧用

玉石的天然色泽绚丽多彩，尽管说这种色泽的变化本是由矿物自身所含的化学成分不同，或是某种物理原因造成的，但对它的认识与利用却蕴含着一个民族的文化取向。就玉的本色而言，大致有白、黄、青、绿、红、紫、黑等多种，其中各色又有着复杂的浓淡纯杂的变化。中国古代很早就将色彩与观念联系在一起，特别是用于礼仪或祭祀场合的礼器，材质的色泽是很讲究的，《周礼·大宗伯》中就谈到以玉作六器，以礼天地四方：“以苍璧礼天，以黄琮礼地，以青圭礼东方，以赤璋礼南方，以白琥礼西方，以玄璜礼北方”。如果说礼仪用玉的色泽选择是出于社会礼制的要求的话，那么对装饰玉雕的玉料色泽的选择则更多地体现着审美的需求。在许多装饰玉雕作品中，明显地可以看出作者在玉料的选择上是做过精心考虑的。有的是有意识地选择同一块或色泽相近的玉料来制作成对的动物形象；有的则利用玉石的天然色泽纹理，依色就势，有意识地创作出形色天然一体、形神皆备的作品，情趣盎然，这种工艺被称作“俏色”。比较典型的作品如1975年殷墟发现的一件圆雕“俏色玉鳖”(图2-1)，所选玉料为黑灰二色相问，雕刻时作者有意识地把黑色的部分处理在鳖的背甲部位，而鳖的头、颈和腹部则为灰白色，雕成的作品形色犹如浑然天成，真可谓是惟妙惟肖、栩栩如生。此类将天然美与艺术美融于一体的创意体现了作者独到的匠心。

图2-1  俏色玉鳖  商代晚期

2．齐全的品类

殷商时期的玉器种类已是相当齐全了，大致可分为礼器、仪仗器(或武器)、生产工具、生活用具、身体装饰品、艺术品以及杂器七大类。礼器在当时可以说是礼制和最高伦理的载体，要具体地分出何为礼器或非礼器，目前尚存争议。按《周礼》所记“六瑞”是指璧、琮、圭、璋、璜、琥。现代有的研究者将环、瑗、簋和盘等划为礼器，而璜、块、琥、牙璧等划为装饰品；仪仗器(或武器)主要有戈、矛、戚、钺和大刀五种：生产工具类有斧、凿、锛、锯、刀、槌、觿、纺轮、铲、镰等；生活用具类有臼杵(用于研磨朱砂)、盘(调色用)、梳、耳勺及斗等；作陈设观赏之用的艺术品数量不多．如圆雕蟠伏玉龙、玉虎等；杂器有玉韘(即扳指)、镞、玉弭、玉爵、玉策、玉吟以及一些用途不明的玉器等：最后就是身体装饰品，在出土的殷商玉器中各式装饰品所占的比例最大，特别是在殷墟出土的玉器中，装饰品就有千件以上，据考察分类，这些装饰玉雕的用途大致可分为佩饰、头饰与冠饰、腕饰、坠饰、镶嵌饰等，其形态多样，题材丰富，工艺精良，具有很高的艺术价值。

3．丰富多样的装饰品造型

在殷商玉器作品中，最具艺术价值的品类当属丰富多样的装饰品。其中各式佩饰和镶嵌饰品最为令人瞩目。题材以动物为主，还有人物、神话形象以及璜、牙璧、块、珠等。这里介绍部分艺术性较高且具时代特色的作品。

先看人物题材的玉雕。从出土品看，这一时期的人物玉雕以圆雕居多，有头像和全身像两种。全身人像之姿态、表情多作静穆跽坐之状，如“腰佩宽柄器玉人”(图2-2)，1976年殷墟妇好墓出土。双手抚膝跽坐，是颇具代表性的一例。造型虽然简约，但作者却把服饰装束清晰地刻画了出来．也是我们了解和研究商代服饰的绝好材料。该男子梳一条长辫盘于头上；戴圆箍形束发饰，其前有一卷筒状饰物，腰系宽带，发饰和衣服上均有纹饰；腰左侧佩有一器，宽柄卷云形头，上饰节状纹和云纹。从装束上看，这应该是一个贵族的形象，很可能是一种礼仪性的用品。

图2-2  腰佩宽柄器玉人  商代晚期

人物全身玉雕虽说一般为跽坐式，但也有例外。在妇好墓出土的玉雕中，就有一件玉制“阴阳人”浮雕(图2-3)，作站立姿势；有趣的是，浮雕的一面为男性形象，而另一面则为女性。其具体寓意现已难以考证，也许含有某种巫术的意义。人头形玉雕无论是圆雕还是浮雕，大都采取夸张的手法，面目狰狞、獠牙外露，好似人兽合体，不禁会让人想到当时盛行的饕餮形象。

图2-3  阴阳人  商代晚期

再看动物。动物题材的玉雕数量很多，所涉及的动物种类不下30余种，有虎、熊、鹿、猴、马、牛、狗、兔、羊、蝙蝠、鸟、鹤、鹰、鸱鹗、鹦鹉、雁、鸽、燕雏、鹭鸶、鹅、鸭、鱼、蛙、龟、鳖、螳螂、蚱蜢、蝉、蚕、螺蛳等。其中鱼、鹦鹉形象最为多见。总的来说，动物玉雕以浮雕形式为主，其形象特征和神情虽以现实动物为原型，但表现手法却十分概括简洁，尤为重视外轮廓的完整性，具有较强的装饰感。

图2-4、5均为以鹦鹉为题材的玉雕装饰品。这里我们可以看出当时对同一题材的不同处理方法，两者除基本体形和钩喙等造型相似外，其余部位几乎都有不同的变化。一为高冠长尾外形，目字眼、细长眉；一作短冠圆眼卷尾、背对成双。而且各自身上所施纹饰也不相同。虽然都是以鹦鹉为原型，但无疑是经过了作者精心提炼与加工的，因而才会具有如此强的装饰性和多样的处理手法。

图2-4  玉长尾鹦鹉  商代晚期

图2-5  青玉双鹦鹉  商代晚期

在我们的印象中，商代艺术从整体上显现出来的是一种狞厉和神秘的美，特别是青铜艺术，从造型到纹饰都让人有一种望而生畏之感。然而玉雕艺术却不然，体现出较为轻松活泼的独特情韵。如1987年河南安阳出土的一件“玉鸭”(图2-6)，乳白色的玉料质朴浑厚，作者以极为简练的几根弧线，恰到好处地勾勒出一只丰满可爱的鸭子形象。整件作品除用阴刻的方法表现出鸭子的眼、翅和足形外，别无装饰。微微后倾的颈部和直面正前方的姿态，将鸭子的瞬间形态表现得相当微妙，在它身上全然看不到狞厉和神秘，只有生动和天趣。再如1991年山东滕州出土的“玉鹿”(图2-7)，也同样散发着勃勃生机和天然的情趣。这件作品以豆绿色兼微黄的玉料雕制，作者选择了鹿回首的姿态加以刻画是很具匠心的。因为，在当时的动物装饰中(包括玉器在内的所有装饰)，动物的形象大都是身首同向，较少作体态的扭转变化，而这件玉鹿却别出新意，这样的造型至少可以带来两方面的好处：一是从艺术效果上看，它比身首同向的姿态更加生动更富情趣，更能反映出鹿好动灵巧的特性：其二，这种处理手法无疑是最大限度地利用了玉材的面积，作者很可能是因材施艺，充分利用原材料的特点进行创作的。从作品的造型看，鹿的两角枝杈突出，瞪着圆眼，机警地注视着身后的动静．似乎随时都会疾蹄奔跑逃离险情：圆润的身躯虽略嫌丰腴，却十分的可爱。像这类精彩的现实动物题材的玉雕作品还有许多，诸如妇好墓出土的“玉兔”(图2-8)，作回首状的“玉回首狗”(图2-9)、“玉象”(图2-10)等作品，也都各有一番情趣。这种在玉器作品中所表现出来的轻松天趣，看似与当时的主流艺术风格不相一致，或许是因为这种玉雕作品主要是起到审美的功能，而不像青铜器或玉礼器那样肩负着种种艺术以外的重任，这恰好给艺人们创造了一块可以抒发才情的领地。  

图2-6  玉鸭  商代晚期

图2-7  玉鹿  商代晚期

图2-8  玉兔  商代晚期 

图2-9  玉回首狗  商代晚期

图2-10  玉象  商代晚期

最后再谈一下神话题材的玉雕。主要有龙、凤和怪兽等，这类作品虽然数量不多却也不乏精品。譬如1976年在妇好墓中出土的一件浮雕“玉凤”(图2-11)，其造型已与后来定形的凤鸟形象十分接近，这在商代装饰中还是不多见的。该凤鸟用黄褐色玉料雕成，作侧身回首之状，头上有镂空冠，长尾飘逸舒展，悠闲地飞翔在空中。纹饰十分简洁，仅在翅膀上琢雕了几条阳线纹，代表翎羽，其他部位均素面无纹，从而婀娜的身姿更为突出。

图2-11  玉凤  商代晚期

总之，殷商时代的玉雕艺术品不仅数量多、题材广、工艺精，而且在审美趣味上也是高层次的，尤其是在艺术风格上表现出来的与青铜艺术之异趣，恰好说明了人的审美需求是多样的，即便是暂时处于非主流地位的艺术风格，只要是合乎人的精神需求的优秀艺术品，其魅力将是永恒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