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传统不只是悠远，而且是丰富与复杂的，目前流行“传统热”“国学热”，并不等于那些喊得响的，就对传统、对国学都那么懂得，都那么相信了。它往往象在某个公共场合，比如会议，展示等那些嘉宾胸前的红花一朵，由此只是表示一种身份一种装饰罢了，如当今有些标榜为“文化大师”，“文化顾问”之类，即便炙手可热，也不过如此。比如，如何看待中国的收藏传统，恐怕就是突出的一例。笔者在前一篇文章中，（见《上海收藏》2008年12期）已对“中国传统文化的主体精神是不太重视收藏的”观点，作了提纲性的质疑，本人，就收藏传统方面的一些具体现象，展开谈谈。

华夏大地的先民，收藏的历史，恐怕不会少于5000年，这与整个社会文明的发展是同步的。以考古发现的南方良渚文化，北方红山文化为例，其中玉器一项，那些数量众多的、制作精美，恐怕是地球上绝无仅有的艺术品，它不是作为生产工具，也不是作为生活用具出现的。这足可证明先民是在5000多年前，以创造性地劳动而制作并收藏的。此外还有铜器（如鼎）等，这些东西都没有生活实用价值，因此学者、历史学家称它们为“礼器”，是宗族、民族、国家的象征。到今天，仍令人叹为观止，有许多谜还不能破译。为此，又不断衍生出许许多多的文化现象。说到玉器，金（铜）器，就不能不再提到那位“文化顾问”说的李清照与她丈夫赵明诚，他们为什么要收藏和编《金石录》呢？赵明诚在《序》中表达得很清楚：“辑录而传诸后世好古博雅之士，其必有补焉。”李清照在《金石录后序》也说道，收藏的目的在于“正伪谬，去取褒贬，上足以合圣人之道，下足以订史氏之失”。他们是为后世“博雅之士”服务的，受惠的也包括今天的文化“大师”、“顾问”之辈。其意识之强、之清晰，跃然纸面。赵、李夫妇的践行是既重过程（为收藏而收藏），更重结果的，绝无偏废一端。至于他们所藏金石的散失，才真正“出于非文化的原因”。这些基本常识，却成为“大师”的盲点笑点。

社会文化现象，没有一项是可以孤立于社会形态之外的。收藏也一样，也不能不受到社会政治、战争、宗教、学术、经济、科技等因素的制约和影响。收藏一般兴于政治的开明稳定，经济的繁荣，学术的活跃（自由）。所谓盛世收藏；而专制禁锢、天灾人祸、战争兵伐，则受到沦丧、毁灭。值得注意的倒是在这种情况下，有些东西确实又是因为人文的原因，而得以保存，谱写了传统的收藏文化精神。比如著名的南阳甲骨窖藏，敦煌藏经洞，元明的元青花瓷窖藏，青铜名器的保存等等。有的“大师”可能对此有存见，故视而不见，听而不闻。至于我国古代对古物金石遗文的收藏，研究，据金文明先生（曾撰《石破天惊逗秋雨》、《月喑吴天秋雨冷》）所考，约在三国魏时已发其端。（应用出土玉器对旧籍文献进行考订）。在宋朝，因统治者的重视和提倡，士大夫中私家藏器之风日盛，这都可以在赵明诚《金石录》中可以获知的。在北宋除《金石录》外，还有刘敞的先秦《古器图》、吕大临的《考古图》、李公麟的《古器图》，王黻的《宣和博古图》，欧阳修的《传古录》等，这和当时及后来许多记录书画的专著一样，都蔚为某种专门的知识与学问，这一文化传统源远流长，并未间断，其生命力是很强的，无论你意识没意识到。谈到收藏传统，我们还可以从前贤对历史遗存物概念的认识过程进行观察。在早些时候，人们把金（铜）器、玉器、甚至是陶瓷器，往往笼统称之为“古物”。大概到了明代，又从“古物”的概念中又演化出“骨董”，董其昌就撰过《骨董十三说》，董其昌认为“玩古董有却病延年之助，古董非草草可玩也，先治幽轩邃室、虽在城市，有山林之致。”（这已是收藏文化的叙述）最有趣的是古董一词的由来，与人们生活情趣密切相关。

据传说，江南人士，喜欢熬一种汤，名“骨董羹”，方法是把许多东西放在一起烹煮，最后肉都煮烂了，而骨头还在，这美味就叫“骨董”，是指精华遗存的意思。（也类似收藏的过程）。“骨”、“古”谐音，大概到清代，便叫“古董”了，在乾隆年间又说成“古玩”，大意未变。从古物 →古董→古玩，都是“玩”出来的概念，玩出来的传统，这个“玩”当然也有“藏”的支撑。今天，“古玩”或称“文物”一般成了文博，考古界的专门名词或术语。而“古董”“古玩”依然在民间广为流传，今天，可能又要被“物质文化遗产”这个新词来概括了。这都是从一个侧面反映和叙述了收藏的历史与传统演进。如何面对传统？在今天，愈来愈成为当代学人文化人一个有异常挑战性的话题。在去年北京奥运会上设计了29个大脚印的蔡国强，曾经在北京搞了一个大型展览，题目叫“我想要相信”。蔡国强在那个展示上表现得非常感慨，说了一些大意是这样的话：“有人说我原来是反叛中国传统的一个人，我最厌恶的，就是我父亲教给我的那些山水画，我宁肯当一个武打演员，也不愿意跟父亲去学山水画，但是现在我发现山水画太伟大了！”现在蔡国强的观念变了，话也变了。他还说，我的一切都是从我父亲这儿学来的，现在我回到中国，我想要相信了。我们仍然有某种理由怀疑蔡国强是真相信传统，还仅仅是为了作秀说这些话，但他毕竟说了。于是就有人分析这种转变的原因，主要有二，一是中国和平崛起，经济有实力就要找（需要）传统；二是发现我们自己，无论站在文化的主场，还是其他主场，对具体的传统，到底懂得多少，那怕所谓“大师”也好，“文化顾问”也好，山寨草民也好，都是可以扪心自问的。知多知少，是不可以责难的，但缺乏敬畏之心，视社会良知为虚无，那就封不住人们之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