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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中国古代玉器的文化内涵
  • 周曙光 / 5月8日
  • 中国古代玉器是古老中华文明的组成部分,它经历七千多年, 从简单的装饰品发展为古代宗教和礼仪用品, 又发展为标志高尚道德品质的佩带品,最后成为内容丰富的艺术欣赏品,深刻的反映了不同历史时期的社会心理。尤其是人们把玉的自然特性道德化, 使它在政治、宗教、思想、文化等各个领域扮演了特殊的角色,发挥了其他艺术品不能取代的作用,体现了鲜明的民族特色和深厚的文化内涵。

    一、古代玉器体现中国人独特的审美意识和高超技艺

    玉 字始于商代甲骨文和钟鼎文中。《说文》释:  玉, 石之美者。 从物质(石) 和艺术( 美) 两个方面阐述了玉的概念。玉石质地细腻、温润、坚韧、晶莹, 绿、红、黄、白、黑等众多颜色绚丽多彩,在阳光下熠熠生辉。其质美, 色美, 触美,音美,是石中之王, 自古被人们喜爱。

    玉器最初是以装饰品的形式出现的, 它是人们在原始、朦胧的美感的召引下产生的。据考古资料载,今山西峙峪遗址就出土过一件距今 2. 8 万年用水晶制作的小石刀和一件有一面穿孔的石器装饰品。距今 1. 8 万年北京山顶洞人就用精巧的石器作为日常用器。距今1. 2 万年的辽宁海城县小孤山仙人洞古人类洞穴遗址出土有绿色蛇纹石制作的石器,这显示出人们对石质已有了较深刻的了解。我国最早的玉器出现在距今七、八千年的新石器时代早期, 说明那时的人们已有了较高的审美意识。从商代开始,玉器就追求规整匀称的和谐之美, 追求写实与传神的统一。外形上都自然流畅, 精美生动, 造型丰富奇特。从实用器具、具有宗法文化内涵的礼器到装饰性的花卉、鸟兽、人物、山水, 乃至表现吉祥如意、长寿富贵的玉器,都与石器纹理和谐,生动传神。在制玉技艺上, 商代已有阴阳线刻、浅浮雕、圆雕等技法,西周又有一面坡粗线或细线镂刻工艺, 汉代吸收了楚文化的浪漫风格,出现了高浮雕、圆雕、镂空的技术, 唐宋明清融汇雕塑、绘画艺术精华, 借鉴域外文化艺术,使玉器日臻完美,玉器作品线如直尺, 圆如满月,委角圆滑光润, 镂雕玲珑剔透, 具有很高的艺术水平。尤其是那些追求绘画效果的山水、花卉、人物故事图案, 构思巧妙, 达到了很高的艺术境界。

    从古代玉器的发展来看, 它一出现, 就体现出了中国人的审美特质。中国人追求天人合一 , 而古代玉器正是人与自然有机结合的产物。阴阳线刻的结合、凸张凹曲的交错、粗线细线的搭配、浮雕镂空的映衬、和谐对称的纹饰以及山水鸟兽、人物花卉的造型,无不体现着中和之美的意境,表现中国人对美的独特认识。

    二、古代玉器是中国古代精神美的象征

    人们对玉器的喜爱, 不仅在于玉器本身, 还在于玉又是美丽、富贵、高尚、廉洁等精神美的象征。人们常用玉来比喻一切美好的人或事物。有的以玉喻人:玉容、玉面、玉女、玉貌、玉手、玉体、玉肩等。宋代谢枋得《蚕妇吟》有“不信楼头杨柳月, 玉人歌舞未曾归”, 称美女为玉人;唐代牛峤的《菩萨蛮》有“门外柳花飞, 玉郎犹未归”, 玉郎是女子对丈夫或情人的爱称。梁简文帝《乌栖曲》中有“朱唇玉面灯前出”;杜甫的《月夜》中有“清辉玉臂寒”;白居易《长恨歌》中有“玉容寂寞泪阑干”,有的以玉喻物: 玉树、玉膳、玉食、玉泉等。风花雪月中, 除了风,其他都常用玉来吟咏赞颂: 纯白素雅的花,被称作玉兰、玉茗; 漫天飘飞的雪,被喻为玉龙; 皎洁明亮的月, 被称为玉盘;以玉组成的成语如金玉良缘、金科玉律、珠圆玉润、抛砖引玉等, 不胜枚举。有关玉的传说和故事如和氏之壁 、完璧归赵 、弄玉吹箫 等, 引起人们无尽的遐思。更有曹雪芹, 把自己的人生理想都寄托在那块 石美玉里了。对玉的爱正体现了中国人对精神美的不懈追求。[1]

    三、古代玉器体现中国人的宗教意识

    《说文》释玉: 象三玉之连, 其贯也。即玉是象形字, 初意是三块美玉用一根丝绳贯穿起来。古人用玉象征万物,  三玉之连代表天地人三通。《易经》也称:乾为玉,玉之美与天合德。古代玉器中体现了古人天人合一的宇宙观。新石器时代有许多璧、琮、璜、玉制的冠型饰等作为祭祀的礼器。大量人类学和考古学资料证明,在人类跨入文明的大门以前,经历了一个巫术极盛的时代。它是在人类初期由于对变幻莫测的自然界幼稚认识和荒诞猜测,试图通过特定的主观行为控制和影响外界事物的幻想。这种幻想,  与其称之为巫术观念, 毋宁看作是人猿揖别时期的一种蒙昧意识 ,带有强烈的感情, 奇妙的想象,真诚的信赖和执著的追求。[2]早期的原始崇拜,逐渐发展到由专人持有特殊的礼器来执行祭祀的使命。中国人把玉看作是天地精气的结晶, 用作人神心灵沟通的中介物,使玉具有了不同寻常的宗教象征意义。玉制礼器占据了极为重要的地位。因此,玉器在人类从野蛮走向文明的过程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东汉袁康《越绝书》中就有“玉亦神物”一语。具有一定礼仪宗教色彩的璧、琮等的大量出现, 标志着玉器在一定的社会条件下, 从最初的实用器物逐渐远离了现实生活, 被蒙上了神秘的面纱,走上了神坛。自新石器时代以来, 玉器还被用来随葬和殓尸。当时的人们认为: 玉石具有灵气, 金玉在九窍, 则死人为之不朽。[3]玉器在丧葬方面的特殊作用也使它具有了无比神秘的宗教意义。

    商代, 国之大事,唯祀与戎。[4]他们不仅铸造了大批精美肃穆、气势磅礴的青铜礼器, 也琢制了大量绚丽多彩的玉礼器: 璧是扁平圆形、中间有孔的器物,最重要的用途是礼天。琮,外形方形,中间有一圆孔。《周礼》载: 琮, 八方象地。人们用黄琮来祭地。由于琮的形制是方圆皆含, 通常又有兽面纹饰, 因此, 有学者也认为琮不仅仅用于祭地, 它是天地贯通的象征, 也便是贯通天地的一项手段或法器,[5]中国传统认为,巫师要有动物的帮助才能通天地。如《道藏太上登真三矫灵应经》中讲龙、虎、鹿三矫能帮助道士上天入地,穿山入水 ,东晋葛洪的《抱朴子》也有乘虎矫可以周游天下,不拘山河[6]的记载。琥 , 不仅有礼西方 、祈旱之用,也可作为发兵的凭证——虎符。

    玉器中一些动物性玉雕如龙、鸟等, 是祖先崇拜和图腾崇拜在人类社会生产和生活中的反映。《诗经》曰: 天命玄鸟,降而生商 。《史记·殷本》也有“玄鸟堕其卵,简狄取吞之,因孕,生契”的传说。还有一些人兽同体的玉器,  有一部分是属于较高级的图腾崇拜; 一部分已超越氏族部落的范围,具有普遍的宗教意义。可见这时人的要素已经开始慢慢侵入, 人已经成为神的一部分,人们开始用自己的形体来塑神祗。[7]西周以后,中国社会进入到礼治化时代, 祭祀制度及其观念在玉礼器的使用中突出地反映出来。《周礼·春官·大宗伯》载:  以玉作六器, 以礼天地四方:以苍璧礼天, 以黄琮礼地,以青圭礼东方, 以赤璋礼南方, 以白琥礼西方, 以玄王皇礼北方。四圭有邸, 以祀天, 旅上帝。圭璧以祀日月星辰。对祭祀天地四方神祗所用的礼玉种类分别作了严格区分。由此可知, 西周的玉器已由为原始巫术服务、为祖先祈祷发展到对自然神的崇拜和祭祀。以后历代礼制承袭古代传统,《清史稿·礼志一》就有记载:  玉六等, 上帝苍璧, 皇地祗黄琮,大社黄王圭, 大稷青圭,朝日赤璧, 夕月白璧。

    四、古代玉器体现等级与身份

    古玉器的政治价值表现在它是社会等级制的物化。取之于自然, 琢磨于帝王宫苑的玉器被看作是等级、身份的象征, 成为维系社会统治秩序的所谓  礼制 的重要组成部分。西周时, 玉器已成为王公大臣生活中不可缺少的部分,各种礼仪都必须用玉, 而且有一套完整的规定。《周礼·春官·大宗伯》有以玉作六瑞,以等邦国, 王执镇圭,公执桓圭, 侯执信圭, 伯执躬圭,子执谷璧, 男执蒲璧等规定。对王和公、侯、伯、子、男五个等级的封国国君所用之玉作了严格区分。《礼记·玉藻》也有:  天子佩白玉而玄组绶,公侯佩山玄玉而朱组绶, 大夫配水苍玉而纯组绶,世子佩瑜玉而綦组绶,士佩玟而组绶。玉器成为人间的等级标志。随着社会的发展,玉礼器的功能也发生着相应的变化, 开始在朝觐、盟誓、婚聘、馈赠、军事、敛葬等方面产生作用, 考古发现玉器多出自有身份和地位的大中型墓葬中, 而小型墓则极少见到玉制品。摩尔根在《古代社会》一书中谈到印第安人的财产观念时说: 生前认为最珍贵的物品, 都成为已死的所有者的随葬品, 以供他在幽冥中继续使用。那些贵族活着时剥削、占有他人的劳动成果, 死后还要厚葬, 以象征他所拥有的特权和高贵。秦朝至清, 皇帝采用以玉为玺的制度, 西汉文景时金缕玉衣是规格最高的丧葬殓服。唐代明确规定官员用玉制度, 如玉带制度。《新唐书·车服志》载: 以紫为三品之服,金玉带金夸十三;绯为四品之服, 金带金夸十一; 浅绯为五品之服, 金带金夸十;深绿为六品之服,皆银带金夸九; 深青为八品之服, 浅青为九品之服,皆金俞石带金夸八; 黄为流外官及庶人之服,铜铁带金夸七。只有皇帝、亲王及三品以上的官员才能佩带玉金夸。玉带在明代发展到顶峰, 成为官场礼服中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 只有皇帝、皇后、妃嫔、太子、郡王、公、侯、伯、驸马及一品文武官才有资格使用。

    五、古代玉器是财富的象征

    玉的天然之美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 因此美玉可遇不可求,可一不可再。玉的经济价值也为他物所不及,古代民就有黄金有价玉无价, 藏金不如藏玉,古铜旧玉无身价之说。玉和金一样, 是富贵的象征。金玉满堂, 极言财富之多。玉楼、玉堂, 均指华丽的宫殿和住宅。道教中的玉皇大帝、玉虚仙境、琼楼玉宇, 也都离不开一个玉字。

    早在商代, 奴隶主贵族就以用玉为荣,生前佩带,死后同葬。用玉之多十分惊人。玉的使用范围贯穿在上层人物的衣食住行之中: 衣帽冠发有各种佩件、饰物; 饮食用具有食盏、玉杯等;住有玉嵌璧饰、桌案饰等;车马轿也有各种玉饰。至于玉瓶、花薰等桌几上的陈列品及玉如意、坠子等掌中玩物, 更是名目繁多,不胜枚举。大中型墓葬中出土较多的古玉器, 除了表示墓主的身份和地位外, 也是财富的象征。1976年在安阳小屯村发掘的商王武丁的配偶妇好墓中, 随葬品多达 1928 件,其中玉器就有755件。[8]从历代的考古挖掘中可以看到, 玉器在级别较高的大型墓葬中出土数量最多。商代至春秋战国, 还有以玉作币、以玉作交换和贡品的做法,《管子》说:  先王以珠玉为上币,黄金为中币, 刀布为下币。汉代帝王下葬都用珠襦玉匣 , 最具代表性的是1968 年河北满城一号墓出土的中山靖王刘胜的金缕玉衣。它用一千多克金丝连缀起2498个大小不等的玉片, 上百个工匠对玉片进行选料、钻孔、抛光等十多道工序的加工, 并把玉片按人体不同的部分设计成不同的大小和形状, 再用金线相连,历时两年多完成。据载, 制作一件中型玉衣所需的费用几乎相当于当时一百户中等人家家产的总和。秦以前,国玺以方寸金银制作,  完璧归赵 中价值连城的和氏璧,后来为秦始皇所得, 用以制皇印,成为秦至晋的传国宝。晋代以后,此宝失落了,但历代帝王仍用其他玉玺代替。

    六、古代玉器的传统道德文化内涵

    玉,不仅稀有, 外观美丽, 还被赋予廉而不刿、瑕不掩瑜、气如长虹等多种品格, 成为道德的象征,具有广博而深邃的文化内涵。《礼记·学记》中说: 玉不琢, 不成器。玉被琢成人们使用的器物, 与此同时, 它被灌注进人们的某种观念,成为一种象征, 反映着社会生活的演进,反映中国哲学由神为本位到人为本位的变化,玉器在这种变化中被逐渐人格化。

    玉象征伦理道德观中高尚的品德。商周以来,佩玉蔚然成风。《诗·大雅·荡之什》有白圭之玷, 尚可磨也; 斯言之玷,不可为也。劝喻君子言行举止要谨慎小心, 执身如玉。《诗·卫风·淇奥》有“有匪君子, 如切如磋,如琢如磨。有匪君子,如金如锡, 如圭如璧”,教导君子必须经过艰苦的学习和修身才能成才。《诗卫风·竹竿》有“巧笑之王差, 佩玉之傩”,强调佩玉者要言谈举止彬彬有礼,一言一行颇有节度。玉质密坚硬,滑润光莹, 玉的特性被人格化,玉器更多被人们用来与君子之德相比。《礼记·玉藻》中有:  君子无故,玉不去身,君子于玉比德焉。古之君子必佩玉,右徵角, 左宫羽。趋以采齐,行以肆夏, 周还中规,折还中矩, 进则揖之,退则扬之,然后玉锵鸣也。故君子在车则闻鸾和之声, 行则鸣佩玉,是以非辟之心无自入也。君子佩玉, 时刻用玉的品性要求自己,规范人的道德, 用鸣玉之声限制人的行为, 以玉自警。孔子曰:玉  温润而泽, 仁也。缜密以栗, 知也。廉而不刿,义也。垂之如队, 礼也。叩之其声清越以长其终诎然, 乐也。瑕不掩瑜, 瑜不掩瑕, 忠也。孚尹旁达, 信也。气如白虹,天也。精神见于山川, 地也。圭璋特达,德也。天下莫不贵者, 道也。诗云: 言念君子, 温其如玉。(故君子贵之也。 [9]以玉的温润色泽代表仁慈、坚韧质地象征智慧, 不伤人的棱角表示公平正义,敲击时发出的清脆乐音是廉直美德的反映。《春秋繁露》有:  公侯贽用玉, 玉润而不氵于, 至清洁也。故君子比之于玉, 玉有瑕秽, 必见于外, 故君子不隐所短。卞和识玉,为一块“楚山璞”不畏刖刑, 表现了怎样的坚韧精神和不屈意志。  完璧归赵 颂扬了一种玉的精神,即人类恪守信约的美德和舍生取义的情操。宁为玉碎, 不为瓦全 正是玉美的人化, 象征高尚的人格、君子的气节、优秀的品德, 以及生活的理想。玉的美净化着人的灵魂。

    七、古代玉器体现古代的医药科技成果

    作为天然矿产, 玉的矿物成分是中药中极具特色的组成部分。传统的医典《黄帝内经》、《唐本草》、《神农本草》、《本草纲目》中均称玉可入药:它性平味甘,安魂魄, 疏血脉,润心肺, 明耳目,柔筋强骨等功能。宋代医学名著《圣济录》有处方: 两身瘢痕,真玉日日磨之, 久则自灭。玉曾是我们祖先防治疾病的武器。人们把玉石加工成精美的器物来祛病延年。如:玉枕、玉垫、手杖、玉梳等。据现代科学测定,玉本身含有多种微量元素, 如锌、铁、铜、锰、镁、钴、锡、铬、钛、锂、钾、钠等, 从药物学角度来讲, 长期配戴, 摩擦皮肤,微量元素浸润人体, 可以补充人体不足的元素; 同时, 又可以吸收或排泄过剩的元素, 平衡生理机能, 使人体保持一个特有的正间值, 起到保健的功效。而且玉器在切削、研磨和抛光的过程中形成一个电磁场, 具有特殊的光电效应, 能与人体发生谐振, 使人体各部分更加协调地运转。

    总之, 玉器作为中国古代文化宝库中的瑰丽遗产, 在社会发展中具有重要的价值。我们的祖先不仅创造出了精美的玉器, 而且将玉与人性相结合。古代玉器作为物质文化被应用于祭祀、礼仪、丧葬、装饰、医药等领域, 作为精神文化,以玉喻德, 为历代仁人君子所推崇。古代玉器的文化内涵,必将对现在和未来发生深远的影响。

    参考文献:
    [1][8]昭  明, 利  群.古代玉器[M] . 北京: 中国书店, 1999:
    9 10, 78 79.
    [2]邓福星. 艺术前的艺术[M]. 山东:山东文艺出版社, 19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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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6]王  明. 抱朴子内篇校释[M]. 北京:中华书局, 1985.
    [4]王守谦等. 左传全译[M]. 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 1990.
    [5]张光直. 谈  琮 及其在中国古史上的意义. 文物与考古论
    集[C]. 北京:文物出版社, 1986.
    [7]谢选骏. 神话与民族精神[M] . 山东: 山东文艺出版社,
    1986.
    [9]彭  林. 礼记[M]. 湖南:岳麓书社,2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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