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田采玉春秋贡，小者毡包大辇送；置邮互递其常事，亦岂役民致劳众。

玉河当产琼瑶瑛，于思掇取久惯经；了知非自璞中出，空传刖足泣楚廷。

上面这首诗是乾隆皇帝于乾隆三十六年（1771年）在和田贡玉碗时所做的，诗中述说了贡玉的过程以及对役使人民群众所引发的一点感慨，从字里行间看出：统治者也不得不承认役民劳众的事实，出自皇帝陛下，也可谓难能可贵。

新疆喀喇昆仑玉石，自古驰名中外，史籍记述：“白如截脂（切开的羊油）、绿若翠羽、黄侔蒸栗（蒸熟的板栗）、赤拟鸡冠、黑比纯漆。皆上品也，若羊脂、米斑或碧如波棱而金片透露尤佳”。历代都作为贡品和商品流入京畿，为皇家专用。

采玉贡玉

乾隆二十五年（1760年），清朝结束“回疆”大小和卓木的军事讨伐之后，叶尔羌（今莎车）、和田所产的玉石即确定为地方向清朝政府“任土作贡”的三大贡品之一。当时南疆密尔岱山的玉“制编磐以谐乐章”；叶尔羌的金“范麟趾以记其瑞”；以喀喇沙尔（今焉耆）之铜“铸腾格以供边储”。

从此清朝就准备控制地方玉矿的开采权。乾隆命令喀什噶尔办事大臣海明，不准地方采（挖）捞（取），有“献玉”的“给予报酬”。并说：“和田所出的玉石，皆为‘官物’，要尽得尽纳。”乾隆二十五年（1760年）和田总兵和诚因藏匿贡玉被处死。乾隆二十七年（1762年）在叶尔羌密尔岱山开采磐料之后，清朝全面对产玉的河床、玉山封禁设卡伦（哨所）看守，不准民人上山下河捞捡采玉。乾隆三十四年（1769年）叶尔羌参赞大臣期成额，因将入贡选剩的次玉分售官兵，而受到乾隆的申斥。

乾隆如此严格控制玉石，那么玉是怎么运至北京的？清代和田及叶尔羌贡玉分“例贡”及“特贡”二种方式。“例贡”无数量限制，用清朝文字说法：“尽得尽纳”（即出产多少，上缴多少）。

河玉每年采捞二次。一次三月是桃花水下泻时节，大水流过，河床内卵石翻动之后，清朝官员通过回疆各地伯克摊派民工，用军事化的形式分地段编营，沿河三五十人并肩一字排开，进行采捞，大的采捞队伍摊派人数达五百人之多。

规定和田玉龙喀什河及哈朗圭塔克河中的籽玉除了不足二两的以外，全数入贡。采捞中由官员现场监督登记造册，用毡包裹运抵叶尔羌办事大臣处。而后，连同叶尔羌所出的矿玉、河玉一同押解北京。清乾隆年间据《清实录》记载两地每年贡玉在4000斤上下。《新疆图志》统计，两地每年贡玉在7千-1万斤左右，这是例贡。

所谓“特贡”是：宫廷造办处根据朝廷祭祀大典及皇室各种庆典的需要，派人到叶尔羌及和田专门收集玉磐、玉册、玉玺、玉印制作专门物品的材料。据各种资料统计，由乾隆二十七年-五十五年，28年间，先后通过办事大臣收集到京的大磐材料七批，由宫廷管库官员带领玉工到矿山开采玉册材料800片、玉印材料50方。仅以上八批共运出疆玉石材料一千余件，重量三万斤以上。

不论“例贡”还是“特贡”，当地都得派出民工，并解决应差人员粮食后勤、车辆、牲畜、草料等支应。

春秋采捞季节，也是春耕秋收季节，皇帝征用人员都是青壮，对地方人民生计影响甚大。乾隆四十三年（1778年）叶尔羌办事大臣一次摊派民工3200人；乾隆五十六年（1791年）开采磐料动用民工300人长达五个月之久，每个民工只得到土布六匹，这些被无偿征用的民工，既不能赡养老小，还得负担自身的开销，必然加重人民的负担，造成统治阶级同人民的严重对立，连乾隆也都意识到不消多长时间，就会出现类似“乌什激变”的可能。

由玺磐制作到“大禹治水”

历代皇帝均担心：老百姓有了玉会制成玺印、被用作“受命于天”的口实，号召群众起来造反，于是限制玉石只能卖给天子（县官），民间买卖玉石是一种犯禁行为。

秦朝以前，用玉制印没有高低贵贱的分别，谁愿作什么印、什么钮都可以。自秦始皇开始，臣民不能用玉作印，更不敢作龙形状玺、钮。用玉制成的印称“玺”，只能皇帝有玺，臣民制造玺是要视为企图篡逆。秦相李斯用和氏璧制玺，称“传国玺”，五龙交形钮。玺文为：“受命于天，既寿永昌”。汉书记：“昊天之命，皇帝寿昌”。相传王莽篡位时，令王舜逼太后索玺，太后大怒，掷玺于地，碰坏玺角，此玺辗转相传至隋唐。《史记》注记：“自三国以来僭伪诸国往往模拟制造，历代府库所藏甚多，莫辨真伪”。故历代皇帝都重视制玺。清朝亦重视玺的拥有与制作。康熙首制“敬天勤民”玺，乾隆更是制玺不止，他初从甚多玺中择用十六枚，后选用龙形钮的80枚，乾隆三十七年（1772年）又增加了40枚。乾隆四十七年（1782年）放在寿皇殿的国玺多得已无法统计，玺匣二十五层（每层如放十枚，少说也有二百多枚）。其常用玺只不过几个，如“信天主人”、“七稀天子”、“五福五代堂”、“人徽耄念”等，至嘉庆时，各种玺多达九百枚。

清初用灵璧石制磐。从乾隆二十七年（1762年）改为昆仑玉制作。乾隆钦差员外郎德魁在密尔岱现场指导，发民夫工匠带磨切工具，按《周礼》要求的尺寸切割成粗料带回。同时乾隆还派侍卫永泰监督、守备沙尔浑，地方伯克穆喇特参与管理不给运输。

清宫廷另有一套庞大的收储、加工机构。养心殿置“玉器造办处”，内廷设“如意馆”，馆下设两个碾玉处，内务府直接管理办贡的衙门，如：江南织造、盐政、钞关……他们接受所派办的“钦定”玉器。内务府还辖八个玉作机构，收贮贡品玉料有：启祥宫。启祥宫乾隆五十四年（1789）收贮新疆1-4等籽（河）玉、山料（碴子玉）共11600块，重24000斤。至嘉庆中期年，新疆和田、叶尔羌贡玉数量有增无减，宫中玉石已多得无法存储。

乾隆四十年（1775年）以后，除了小件宫廷玩物、祭祀用品外，尚制作大件作品。曾制作过：“大禹治水”、“寿山”、“福海”、“大玉瓮”、“秋山行旅”、“会昌九老”等大件玉作，每件玉料在千斤以上。

“大禹治水”毛料玉重九千斤，从乾隆五十二年（1787年）开始制作至嘉庆二年（1797年）用了十年时间完成；“大玉瓮”重4000斤，乾隆四十一年（1776）始制，乾隆四十五年完成，历时长达四年；“寿山”重3000斤，乾隆四十二年始制，也用了四年时间雕琢成功。这些劳动者的艺术杰作，只不过是皇帝的玩物，然而却反映了当时我国玉雕工艺，灯火阑珊一段辉煌时代。其中新疆维吾尔玉工也为此事业大显身手，载诸史册。新疆玉工也仿北京、苏州、扬州的工艺制作玉镯、玉洗、刀把、玉盘、玉碗……

清代末期统计，和田小胡麻地尚有各族采玉或制器者“数百家”。切玉用的磨料，由赛里木（拜城）地方出产。那时已有称为“准噶尔水锯”的工具，可以用以磨切玉片。

阿克苏回汉城之间及乌鲁木齐迪化城内。辟展（鄯善）、哈密皆有玉石店铺或交易市场，贩玉者可以以玉换货，在当铺以玉当钱、抵押。由于当时就有“黄金有价玉无价”的说法，玉石可按品质折抵白银使用。

在未实行玉石禁止流通时期，商人、贩玉者，只要完过税，起了“照票”，即可携玉进关。嘉峪关内的买主出价很高，玉贩子发财就指日可待了。据《清实录》记载：在回疆和田、叶尔羌一斤白玉值银一钱；到了苏州，一斤好的白玉就要用二斤三两重的白银才能买到。如果此玉在苏州、扬州经过加工雕出一件如意，就可值四千多两银子。这种一本万利的生意，吸引着很多商人，也刺激着那些财迷心窍的官员插手经营。

高朴玉案与乾隆的玉禁政策

高朴玉案是由一起人事调动发现的。乾隆四十三年（1778年）三月，叶尔羌阿奇木伯克鄂对病故，驻叶尔羌大臣高朴奏乾隆以其子继承父职。乾隆认为：如此处理与唐代藩镇制度无异，显得叶尔羌阿奇木伯克一职，成为他家的世职，为防微杜渐，乾隆谕令：鄂对之子调补喀什噶尔，将喀什噶尔阿奇木伯克色提巴尔弟调至叶尔羌。玉石这起人事调动使得当地人民敢于倾吐前人伯克鄂对与高朴勾结摊派徭役，勒索人民，串商出售官玉等为非作歹情节。高朴预知情况不妙，于是以元宝2500两交通事（翻译）萨本萨克转新任伯克，以便息事宁人，新任伯克封贮元宝，向乌什办事大臣永贵告发，永贵立即转奏乾隆。

高朴原为侍郎，其祖父高斌曾为慧贤皇妃之父，其父高恒曾任盐政、叔父高晋为两江总督。乾隆四十一年（1776年）乾隆“钦差”高朴顶替玛兴阿出任叶尔羌办事大臣。高朴以皇侄自恃，贪婪无度，胆大妄为。

此前，叶尔羌密尔岱山已久经封闭卡伦看管。宫廷用玉，由专管大臣达三泰驻叶尔羌经理，高朴到职勾结达三泰，公开出售“官玉”，为掩人耳目，向乾隆奏报：防范民间采挖玉石很难，拟请民间年组织采捞，乾隆准奏。高朴乘机组织民夫三千，在三千之外又私证民夫二百，这三千二百名采玉的徭役，工作长达五个月之久，农事荒芜，又兼科派民间天罡（腾格）。普尔（铜币），民怨沸腾，几乎酿成另一个“乌什事件”。

由于高朴此案涉及面大，乾隆下令在全国范围跟踪追查；缉拿在途运输车船，令军机处查抄了高朴在京的家产，抄出高朴写给佣人李福、永常在苏州、江宁货卖玉石、采购玉件的信件，顺藤摸瓜、张网捕捉。在苏州查出高朴打着“兵部右堂”旗号官衙的连樯船队，查出玉石及其制品40余箱，拿获为他销赃的家人张明远及十万两的玉料玉件，其中一件整体雕琢的玉石如意，开价白银4000两，正待办贡督抚觅购。

在直隶（今河北等地）截获高朴家人永常押运九量大车装载的玉料4000斤；在甘肃固原拿获替高朴嚣张的赵钧瑞；从地下挖出埋藏的玉石。此案清查出高朴在叶尔羌任职二年期间收受伯克贿赂、贩卖玉石，贪污白银一万六千两，黄金五百两及占有无法统计的珠宝玉石的罪行。

全案牵涉60余人，乾隆处死官员四名，其中叶尔羌伯克阿不都舒库尔和卓，以怂恿高朴收取贿赂二千两罪，连同高朴于事发当年在叶尔羌城外处死；钦差采玉大臣达三泰以怂恿高朴罪在压京途中处死；什呼勒伯克国普尔也传旨断不可留。

此外，叶尔羌帮办大臣叔宝，因与高朴同城匿情不报，押京治罪；总理回疆办事大臣绰克托为高朴带玉返京，传旨革职；两江总督高晋为侄子高朴发给护牌，伪充钦差办贡，传旨申斥；苏州驯服杨魁为罪犯徇隐罪行，自行议罪具奏；苏州织造舒文徇情故纵，代高朴上税过关，降职为帮办织造；准关监督寅著包庇罪犯，私玉过关消弭罪责自行议罪；江宁萨载匿不上闻，自行议罪；山西稽查巴延三放纵渎职，自行议罪；固原知州那札善失职解京候审；安肃道（尹）陈之铨家人渔利革职；库车办事大臣常喜拿获私玉，自行消弭交部议处；五品伯克迈底雅尔贿赂高朴银两查办；已故鄂对无法施刑，追削其子鄂斯满所袭贝勒职衔；高朴家人沈泰等“致今伊主获罪，一同正法”。

高朴玉案历时一年，除玉产区外，还波及阿克苏、库车、辟展（今鄯善）、哈密、凉州、肃州、兰州、安西、西安、襄阳、以及扬州玉作地——梗子街、肃州的玉石商店、作坊，没收了没有票照及与高朴有牵连的玉石或制品。由于牵涉官员办贡，最后不了了之。乾隆表示：“应知此等大玉……非卖给盐商即售与督抚，若彻底根查究及督抚、盐商尚复成何事体”，乾隆也意识到大量的徭役将影响地方的稳定，于是决定将高朴科派叶尔羌人民的腾格（天罡）、普尔（铜币）照数发还。所有参与采捞玉石之三千二百名人民免除其应征次年（1779年）税赋。

乾隆四十三年（1778年）十一月再次传谕：“若经此次查办之后，复有私赴新疆偷贩玉者，一经查获即照窃盗满惯例，计赃论罪，不复宽贷”。“密尔岱山宜永远封禁，当令守卡兵丁严行稽查。”（玛纳斯碧玉同时封禁）。

高朴案件发生前，叶尔羌、和田玉河、玉山虽然实行封禁皇家垄断，但未明令禁止玉石流通，玉石产区的人仍然还可以找到玉，携玉出境销售，境外的商贩亦可在新疆及沿途收购，有的经营商贩形成团伙，类似股份公司。据《清实录》载：乾隆四十三年高朴玉案内外，很多合伙出出资经营玉石商人，他们多则十多人，少则数人，这种组织“每起合伙人数多寡不一，各人所出本银多寡不齐，玉石所卖银两照股份收”。这种股份公司经营形式的出现不能不说是一种社会进步。高朴一案拿获的赵世宝团伙从新疆到南方经营玉石四批，重达四千斤，卖出苏平银14.1万两。在西安拿获吴芑洲七人合伙经营组织贩玉1367斤，他们是在阿克苏及肃州以绸缎等货易玉或以玉抵收货款所得。此外还有石雷英、杨添山等合伙经营组织这些贩玉者，有的虽与高朴案无关，大多受到没收玉石的处分，这对于新疆当时的经济发展简直是一种灾难性的打击。

高朴玉案后，玉石流通视为非法，经营者一经查获计量判刑。然而官运携带玉石，商人贩玉花样翻新仍然发生。有的人丛阿克苏购玉通过伊犁、乌鲁木齐、哈密入关；有的人将大车车辕掏空带玉闯关；还有人丛玛纳斯携带碧玉入关。乾隆一直命令沿途严格缉拿，并经常申斥陕甘总督、关卡官员、乌鲁木齐都统、南疆办事大臣盘查不严，处理过轻。叶尔羌参赞福嵩，返京预先发信沿途一站搜查其家人，唯恐家人携玉招灾惹祸。此期间一名安集延人贩玉，压京拟绞（后来朝觐伯克奏乾隆免死）；回疆官员 特通额家人郭三携带玉石被正法；甘肃商人兰贵宝贩玉一百斤处级决；民人海生莲、马成保因贩玉被流放；乾隆六十年二等侍卫恒义、军校佛津宝代江南玉商夹带玉件数十件，被解交叶尔羌革职。看来乾隆时代玉禁措施相当严格。

嘉庆解除玉禁

乾隆五十四年叶尔羌伯克玉素甫派民工，采得大块玉三块（一青、一葱白、一白）。青的重一万斤、葱白玉重八千斤、白玉重三千斤。大臣伯克投乾隆所好，整体运往北京。

当时新疆戈壁连绵、沙漠千里，既无公路，又无汽车，仅有驿路一种称作辇的木轮大车靠马拉运，沿途之上征用徭役，逢山开路、遇水搭桥，由乾隆五十五年起运到嘉庆四年共用八年时间，至和硕之乌斯塔拉，所经过的地方均须提供粮草民夫，地方怨声载道，鸡犬不宁。

乌什办事大臣都尔嘉曾将劳民伤财的情形报告嘉庆方得知此事，嘉庆下令：“不论这些玉石运至何处，立即抛弃，不再运送”。此年五月嘉庆下令：“嗣后回人，得有玉石准其自行卖与民人，无庸官为经受，致滋纷扰”。又说：“新疆玉石不论已未成器，概免治罪，民间玉料，即准流通该处（指叶尔羌和田）卡伦即成虚设亦如所请，一并裁汰”。还说：“总宜嗯养回民，疆宇宁靖是朕至愿，玉之多少何足轻重？”

嘉庆十一年喀拉沙尔（即今焉耄）办事大臣玉庆，再次上奏嘉庆，请求将已弃掷之玉招商认卖，嘉庆皇帝斥责玉庆：“所奏图利失体，断不可行……毋庸运京，仍应在该处处置“。”所办竟不遵奉前旨，荒谬已极，试思玉块重至数千斤，其运送车辆需马五六十匹三十四匹不等，另需佥派回民数十名，又恐越岭过河，疲乏伤损需将马匹回子照数预备一份，以便更换，而沿途各处，皆须派员帮护。种种烦忧，举致此无用之物，实属轻举妄动，朕不贵异物，务恤远人，节经降旨令其不必远送，朕实天性不喜珠玉，非故为矫情之举，是以淳淳停止贡献，今玉庆必欲将此玉料锐意运京，不顾地方纷扰，是存何心？玉庆着传旨申饬并交宗人府议处。”“著调补伊犁领队大臣令其自备资斧前往，仍交松筠（伊犁将军）严力口管束……”

嘉庆时期一改乾隆实行玉禁的做法，回复了新疆玉石的流通，撤消了玉产区卡伦，在完成贡玉采捞后，不再禁止民间采捞。允许新疆回民携玉进关，允许南方工匠赴新疆收购，因之驰禁之后贩玉的商人发财致富的颇多。

直到嘉庆十七年（1812年），宫廷造办处历年所积玉石不可胜数，长途驿运劳费，贡玉数量方由4000斤定为2000斤。道光元年间（1821年）因库储丰足而停贡。

嘉庆四年（1799年）弃置乌斯塔拉的三块大玉45年后，林则徐谪戍新疆路过和硕时，尚完好存于当地。又70年后，北洋政府财政部委派湖南督军府谢彬考察新疆，他亲历南疆，于其所著《新疆游记》中记述：“乌斯塔拉市北田中有玉一块，体积视南方方棹略小……今残存系大者，而次者小者已被人零截尽矣”。民国期间因有了公路及汽车此玉被拉至乌鲁木齐西公园“阅微草堂”南一长亭处放置，凡乌鲁木齐老人均了解此事。玉被截残，1975年北京来人将其调往，据说为朱德副主席雕像制作了底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