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显丹，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

三星堆的发现是在上个世纪的初期，至今已有七十多年了。而三星堆的最早发现也是从一坑玉石器的发现而开始的。随后在半个多世纪的陆陆续续的考古调查发掘中又发现了一些玉器。由此而来，许多学者对三星堆出土的玉石器进行了研究。根据历史上三星堆玉石器的发现和研究，我们大致可以将三星堆玉石器的发现及研究分别分成四个阶段。

一、三星堆玉石器发现的四个阶段:

第一阶段为1929-1934年，这是三星堆玉石器首次发现的时间。1929年春，当地农民燕道成在农田挖车水坑时发现了400多件玉石器，1933-1934年葛维汉与林名均组成的发掘小组在燕道成发现玉器的坑旁进行了发掘。这一时期出土的玉器其类型主要有石璧、玉圭、石珠、石斧、石锥、石刀、石柞、玉琮、玉璧、玉管穿、小玉块等。但燕氏发现的玉石器除部分收藏在四川省博物馆、四川大学博物馆、三星堆遗址博物馆外，其余部分散失。

第二阶段为1952-1976年，这一期间的发现主要是五十年代配合宝成铁路的修建进行的考古调查试掘和四川大学教学实习发掘出土的玉石器，其量较少，形体小，类型也较单调。主要的器形有锛、斧、凿、矛、璧、镞、簪等。1958年四川省博物馆又在月亮湾收集了部分玉器(可能是燕家后代手中的1929年器物坑中出土品)。1964年春，当地农民在距原发现玉石器地点约六十米处又发现一坑玉石器，其中有成品和半成品及石坯。1974年，在真武村发现一坑磨石，大小数十件，坑口用石板封闭。

第三阶段为1977-1986年，这一阶段出土了大量的玉石器。1984年、1985年，在遗址群东部狮子闹和西泉坎发现玉璋、玉石器材等，同时还出土采集有石跪人、石虎、玉璋等器物。1986年出土于两个大型的祭祀坑中的玉石器则远远超过了以往的发现。其种类有:璧、牙璋、斧、锛、凿、瑗、戈、斤、琮、戚形佩、环、方石等这些器物形体较大，且有不同的型式。特别值得一提的是祭祀坑里出土部分玉器是出自坑里的尊、罍等器物之中。

第四阶段为1987-今在三星堆遗址陆续出土的玉石器。其中主要是在三星堆遗址仓包包发现的玉瑗、凿、石璧、石斧等二十多件玉石器和仁胜村墓地出土的六十多件玉石器以及三星堆遗址鸭子河边发现的玉器。其种类主要有凿、圆凹形器、琮、石虎、石珠、石锛、斧、矛、牙璋、璧等。

三星堆玉石器的发现是在四个不同阶段不同时间中发现的，三星堆玉石器的研究也是伴随着发现玉石器的发现而进行着。

二、三星堆玉石器的研究

三星堆玉石器的第一阶段研究工作是在上个世纪的三十年代初期，也是三星堆月亮湾刚开始发现的第一坑玉石器和第一次发掘后进行的研究，这种研究主要体现在人们对三星堆玉石器的初步认识及其发现它的重要性。这一时期的代表作有戴谦和的《四川古代石器》一文，戴文除对月亮弯出土的玉石器进行了描述外，并对器物用途略加探讨，发表于华西大学古边疆研究学会主办的《华西边疆研究学会会志》上。1932年秋，成都金石名家龚熙台称从燕家购得玉器四件，并撰《古玉考》一文，发表于《成都东方美术专科学校校刊》创刊号(1935年)，文中认为燕宅旁发现的玉器坑为蜀“望帝”葬所。1936年，葛维汉在《汉州初步发掘报告》和林铭均教授的《广汉古代遗物之发现及其发掘》都认为出土玉器的土坑为墓葬。关于年代问题，葛文认为西周初年，林则认为可分为两期，一为新石器时代晚期，这是遗址的时代;二为周代之物，这是玉器的时代。1946年7月，华西大学博物馆出版了郑德坤教授的《四川古代文化史》。郑德坤先生把广汉文化从调查经过、土坑出土的玉石器、发掘遗址的文化层出土文物、购买所得文物等把广汉文化的时代之推测在五个方面加以分析，不同意葛、林提出的“墓葬之说”，认为广汉出土玉石器的土坑应为“晚周时期的祭山埋玉遗址，其年代约为公元前700-前500年。广汉文化层为新石器时代末期遗址，在土坑时代之前，其年代约在公元前1200-前700年”。这一阶段主要研究讨论的是有关玉石器的年代和玉石器坑的属性问题。

第二阶段的研究工作主要是在上世纪50年代至60年代，专家学者们对三星堆出土的玉石器的用途进行了探讨。其主要的著作有冯汉骥与童恩正先生合著的《广汉三星堆玉石器》和张勋燎先生对三星堆燕家院子出土的玉石器的研究。冯汉骥和童恩正先生主要根据1929年到1964年之间出土的玉石器进行研究，但重点讨论的是1929年出土的玉斧、玉璋、玉琮、玉钏和石璧五类器形。并分别论述了这些器物的形状及可能性的用途。总而言之，认为它们基本上都属礼器类。除玉石璧外，两位先生根据出土的石璧是由大到小叠放，同意张勋燎教授的研究意见，认为1929年在燕氏住宅旁出土的石璧属古代的“权衡”。另外认为“1933年，前华西大学博物馆曾在玉石出土的原址开坑试掘，从地层关系和出土陶片看，玉石器应与周围的遗址同时代，因此我们推侧其时代，暂时亦以遗址出土的器物为标准。”……“我们推测广汉遗址的时代在西周后期至春秋前期。”可以说这一阶段主要讨论研究的是这些器物的用途。

第三个研究阶段主要是1986年三星堆遗址和两个大型祭祀坑出土的玉石器，其数量和种类都远远超过了以往的发现。这一阶段性的研究工作就不象前两个阶段的研究单是少数学者对三星堆出土玉石器进行研究，而有许多学者参与研究。他们研究的范围从器型的名称、用途、时代、分布范围、源流及与商文化的关系等方面都进行了考证与研究。如商志橝先生在研究玉琮时，就根据三星堆出土的玉琮和三星堆出土的青铜人像手握的姿势说到:“在这里值得一提的是虽然玉琮为沟通天地之手段的说法，一直为考古学术界所公认，但确没有实物可以证实，商代边远的蜀方国，祭祀坑有铜人巫师像的发现，得到有力的佐证”。由于在三星堆遗址中出土的玉石器中，有一种尖端带有V型双齿且有内刃和一内上雕有扉棱的器形，数量也多，发掘者将其称为“牙璋”。这种牙璋在全国范围内在不同的地区、不同的时间都有发现，故对于该器物的讨论是特别地热烈。学者们从定名和用途有不同的称谓和不同的解释〔有称“刀形端刃器的、有称“铲形器”的、有称“戚”的也有称“戈”的、“立刀”的、“琰圭”的、有称“大钺”的、近年又有学者将其称为“玉耒”。

在这一阶段的研究首先从三星堆出土的牙璋定名及用途的分析开始，然后从三星堆玉石器的制作工艺等方面的研究到三星堆出土玉石器与商文化的关系、与良渚文化的关系及古蜀文化固有的玉石器特点的研究。特别是关于三星堆遗址出土的牙璋问题，引起了学者们的许多方面的讨论，有从形式上进行论证的，有从功能上论证的，有从源头上论证的。

研究三星堆出土的玉石器定名及用途的有《牙璋初论》一文，笔者根据三星堆祭祀坑出土的大量“牙璋”和出土的一件玉器上的图案上有一幅祭山图，山的两侧插有祭祀坑中出土的大量“V’，型尖牙的器形，结合文献资料的记载将这种带有“V”型尖牙的器形称为“牙璋”，其用途就是“祭山的礼器”。同时笔者在《三星堆玉石器的研究》一文中对三星堆出土的玉石器做了大致的分类及加工方面的分析。其他有李天勇、谢丹的《璋的考辨——兼论三星堆玉器》等，从文化交流角度研究的有1991年李学勤先生对三星堆出土的玉石器研究，他在《从广汉玉器看蜀与商文化的关系》一文中指出“这种玉器(璋)的形状近似玉戈，而为端刃，刃缘内凹，有两个不等长的锋尖。援部上下边均呈略凹的弧线形。内上有一小圆穿，有阑，饰以繁细的齿牙。……这种类型的玉器自二里头三期下延至殷墟，是二里头文化到商代的特有器物，应当指出，广汉出土的(璋)和二里头的出土品(璋)相当近似”证实了蜀与商文化有密切联系。同时李学勤先生又在《试论牙璋及其文化背景》一文中特别提出了牙璋与铜器的关系，认为牙璋有不少因素与铜器有关，例如内的造型，阑的结构以及齿也就是扉棱的出现，均在青铜器上延续存在。

从古蜀文化特点方面入手的有高大伦和邢进原先生在《四川大学博物馆收藏的汉以前部分玉石器》一文中更加明确了三星堆遗址出土的牙璋具有早期的古蜀文化特点。这是他根据一号祭祀坑出土牙璋上的“心形穿”这一特点而得出的结论。因为这种穿只有在巴蜀早期的青铜戈的内上才有的形式。香港学者杨建芳先生在《早期蜀国玉雕初探——商代方国玉器研究之一》文中，通过对三星堆遗址和祭祀坑出土的玉器，把蜀人固有的玉器形状列了出来，如蜀人固有的玉器有“斧、锛、凿、斤、刀、锄、剑、舌形器等”这些是中原商族不见的玉雕。在纹饰上有阴刻人物、山岳、牙璋以及透雕的鸟纹，这些纹饰都是蜀人独有的。杨先生通过对三星堆出土的玉器的研究，提出了古蜀文化独有的特点外，把古蜀的玉器归纳为四大类:第一大类为“增加本地(族)特色的玉器”:如鱼形及射部有透鸟纹的牙璋。……鱼形和鸟纹牙璋体现了中原文化和早期蜀国文化的结合。这种玉器也可称为混合形玉雕。第二大类属新款式的玉器:三星堆出土的玉石牙璋和玉戈有些与中原出土的夏商玉牙璋和玉戈不全相同。三星堆遗址出土的V字形的牙璋，为数不少，形成一种独特的风格，可称之为蜀式牙璋，以便于与中原的牙璋相区别。

此外，一件玉戈其前锋不呈尖状，而是两面斜磨而成的平刃，形状很特殊。

第三大类属画蛇添足一类的玉器:

第四大类属形体特大异常的玉石器:

以上几个方面揭示出蜀人仿中原的玉石器特点，也使我们确定蜀式玉雕内涵的一部分。杨先生通过上面的讨论，最后认为三星堆祭祀坑玉器的内涵是相当复杂的，既有蜀人固有的玉雕，也有中原的玉雕和蜀人仿中原的玉器。在年代方面，有些可能较早，有些可能较晚。

从源头上论证的如邓淑萍在《也谈华西系统的玉器》一文中认为陕西石峁出土的牙璋与三星堆文化有着密切联系，王永波先生认为四川的牙璋是从中原和陕西两地传入的。邓淑萍又在《牙璋研究》一文中对中国各地区出土的牙璋进行了统计，其数字为“考古调查和发掘所得的牙璋略八十二件”，计14个省区出土，同时也提出了在这82件牙璋中，四川出土的牙璋具有强烈的地方风格。就三星堆遗址就出土有50多件，(作者没有把2000年在金沙出土的玉石器未统计)。在上文中讨论牙璋的文章中不论是从哪个角度而言，大部分都承认牙璋的存在。但有的学者从另一方面的角度认为研究牙章的难点首先要弄清什么是牙璋，张学海先生就提出了“一个令人深思的现象是目前出土的这类柄侧有牙饰的古玉器(璋)，主要属于夏商时期，西周前期很少见，西周以后至今没发现(香港大湾发现的那件战国牙璋例外，当视为特例，似不能以此概全)。至于一直盛行牙璋的黄河流域，早在晚商以后就不见。那么《玉人》、《典瑞》中的牙璋究竟是何物呢?会否晚商以后黄河流域牙璋的形状已发生根本变化，此时牙璋只是璋类中具有特定尺寸、纹饰或装饰的一种璋?要不就是牙璋只是周代的的玉器，并非龙山、三代皆有的器物。龙山、夏、商时期的端刃、歧峰、柄侧有牙饰的这类古玉器，并不是牙璋，而是另外的礼器?实际情况究竟如何，一是恐难弄清。这是牙璋研究的又一个难点……无论是以柄侧出牙为牙饰还是以歧峰为鉏牙的意见，实质上都以二郑(郑司浓、郑玄)观点为前提。问题是周代已基本上不见端刃、歧峰，柄侧有牙饰的古玉器，当时的璋类器都作半圭形，没夜鉏牙之饰，郑司农‘琢以为牙，之说，不知有何根据?……如此，则以二郑解释为主论之本的各种意见是否可信，便都值得考虑。这是牙璋的传统说法必须解决的又一个问题。”总之，关于牙璋的名称和器形，无论旧说新说，都还存在诸多问题，只有逐步解决这些问题，才能的出比较符合实际的结论。

从长江文明发展角度研究的张正明等人主编的《长江流域古代美术玉石器》(湖北教育出版社)一书中，把三星堆出土的玉石器作为长江流域玉器发展的第二个高峰，并把三星堆、大洋洲墓玉器和殷墟妇好墓玉器作了比较。发现“在器类上，妇好墓的丰富程度远远领先，以礼器为例，妇好墓有琮、璧、圭、璇玑、环、瑗、璜、块、簋、盘等十种，大洋洲墓有琮、璧、璜、块、瑗等五种;三星堆有琮、戚形璧、环、瑗、璋五种;在仪杖方面，妇好墓有戈、矛、戚、钺、大刀五种;大洋洲仅有戈矛两种，三星堆有戈剑两种。而且三星堆和大洋洲出土的玉琮、玉璧、玉环、玉璋、玉戈、柄形器等造型，基本上受中原风格的制约，一种好孔周缘两面凸起的璧类器在造型样式和制作技术上几乎完全一样。三星堆及四川境内多次发现的成批玉石璧的埋藏方式与良渚文化有所相似。”

从时代和转播上论证的有杨泓先生的《中国古代端刃刀形器分析》，认为“三星堆遗址出土的玉石质的刀形端刃器，在形体特征方面出现了新的变化……可知较早的刀形端刃器存在于陕北神木史前遗址，二里头文化的遗物应是吸收了神木玉器的传统，较迟的西南和东南沿海的出土物，可能是接受中原刀形端刃器影响的产物。”裴安平先生在《中原商代“牙璋”南下沿海的路线与意义》一文中人为“三星堆一、二号祭祀坑时代明确……这里的资料不仅为研究当地、也为其它地区牙璋型式序列的排比提供了重要的佐证”。他认为牙璋是信符，到越南的传播线路是从中原一四川一湖南一广西一越南这样一条线路。

第四阶段的研究。1987年，在三星堆仁胜村墓地出土的一批玉石器，器形主要有锥形器、牙璧、凿、矛、斧等。发掘者认为，“根据现场调查此次发现的玉石器坑长约2、宽约1、深约0.4米。坑内撤有朱砂，坑底有烧骨碴和灰烬，玉石璧的堆放情况和1929年发现的玉石器坑内出土的石璧摆置情况相同，时代在夏末商初，是一个祭祀坑”。这是发掘者首先对该坑性质的定位(参见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三星堆遗址仓包包祭祀坑调查简报》，89页，文物出版社1988年5月出版)。同时也肯定1929年在三星堆遗址月亮弯出土玉石器坑里器物的摆放—即石璧的放置是由大而小的叠放是可信的。关于三星堆遗址仁胜村出土的六十多件玉石器，发掘者认为“仁胜村墓地出土的这批玉石器，其形制风格较为特殊，在成都平原的商代玉石器中不见其踪迹，这也是目前已知在成都平原出土时代最早的一批玉器。97CSDGM5出土的三件玉锥形器和良渚文化的玉锥形器相似”(参见《考古》2004年第10期22页。)吴桂兵先生认为这批材料的时代大致在龙山时代晚期。其中的牙璧、斧等与龙山文化中的牙璧和斧相似，其锥形器与良渚文化锥形器相似，其中凿和斧又是黄河上游、西藏地区常见的器形。无疑这批材料对于更系统的研究长江流域或龙山文化时代的玉器将有重要的价值。高大伦等先生根据这批玉石器的出土情况认为“以前三星堆遗址未发掘过出土玉石器的墓葬，所以大家对玉石器坑的性质比较谨慎，最近在西城墙外发现的十几座三星堆早期墓葬，说明墓葬中也可以出半成品，……因而认为三星堆遗址自六十年代以来发现的玉石器，可能许多都是出自墓葬中”。该观点的看法，可以让大家重新审视三星堆以前出土的玉石器坑的性质。在此之前，有相当学者认为出土玉石器的坑是“祭祀坑”，因为坑里没有发现尸骨。最近杨建芳师生古玉研究会的陈启贤等学者与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进行合作，对三星堆出土的玉石器从另一个角度人手进行探讨，即从三星堆出土玉石器的材料、加工痕迹等制作工艺进行研究，并与其它地区出土的玉石器的制作工艺、材料来源等方面进行比较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