樊军民——中国玉石雕刻大师

本文发表于2009年11月

玉

“石之美者，玉也”——许慎

东汉许慎在《说文解字》中对玉的解释是“石之美者，玉也”，按照这样的标准，我理解为，有工艺价值的美石皆可称玉。其概念非常宽泛，涵盖了和田玉、翡翠、岫岩玉、独山玉以及寿山石、鸡血石、绿松石、青田玉等，从古至今的玉雕艺人们一直把这些石材作为创作的载体。

玉，首先是一种物质材料，值得艺人们施以工艺；其次，它能承载人们的精神思想，是人们渴望与自然沟通的意识道具，在这种意识的形成中，再根据玉石本身的特性，逐渐有了取舍及高低贵贱之分。

杨伯达先生在《杨伯达论玉——八秩文选》中谈到“万年的中国玉文化经历了神本主义的巫玉——人本主义的王玉——民本主义的民玉三大阶段。”即原始社会至商代“以神本主义的神器为主体的巫玉时期（距今10000~距今4000年）”，商周至明清“以人本主义的瑞器为核心的王玉时期（公园前21世纪~公元1911年）”，宋至清代由王玉孽乳而成的“以民本主义的玩器为内涵的民玉时期（公园960~公元1911年）”。玉器的发展历史与当时的社会背景有着非常深厚的关系。

从某种意义上讲，玉雕工艺的发展历史就是人类发展的历史。马克思认为，人和动物的根本区别就是能否制造和使用劳动工具，人类最初制造和使用的劳动工具主要是石器。在考古学上，把人类学会制造和使用石器的时代，称为“石器时代”。根据制造和使用石器的水平，原始社会分为打制石器的旧石器时代（约公元前300万~公元前1万年前）和磨制石器的新石器时代（约公元前8000~公元前3500年）两个阶段。

世界上不同地域发现的原始人类都经历过石器时代，人们用当地质地比较坚硬的石材制造出各种石刀、石斧、石铲、石矛等劳动及狩猎工具。随着铜器、铁器的出现，逐步取代了石器所充当的功能，很多地方制造石器的技艺也随着石器时代的结束而慢慢消失了，只有在亚洲等少数地方，主要是中国的一些地域延续了石器工艺，并逐渐形成了一门独特的工艺体系，其社会功能也从最初的劳动工具发展成承载祭祀、身份象征、陪葬用品等社会功能的载体。

和田玉

1976年在河南安阳阴虚妇好墓中发现了大量的玉器，其中大部分原料取材于昆仑山脉的闪石玉，也就是我们所说的和田玉。在当时交通不发达的情况下，贵族们已经用这种玉石逐渐取代了其它的玉材，这种玉材的某些物理特性能够满足他们的统治、寄托、依赖、幻想、愿望的精神需求。玉器发展从夏、商、周三代经秦汉到唐、宋、元、明、清，和田玉成了帝王、贵族垄断使用的物品，是权利、身份、财富的象征。常识性启蒙教育著作《千字文》中就有“金生丽水，玉出昆冈”的描述。

春秋时期伟大的思想家孔子在《礼记·聘义》中提出“玉之十一德”说：“温润而泽，仁也。缜密以粟，知也。廉而不刿，义也。垂之如坠，礼也。叩之其声，清越以长，其终诎然，乐也。瑕不掩瑜，忠也。孚尹旁达，信也。气如白虹，天也。精神见于山川，地也。圭璋特达，德也。天下莫不贵者，道也。”和田玉因其温润、纯洁、坚硬等自然特征而被赋予了丰富的道德精神内涵。孔子提出“首德而次符”、“君子比德如玉”，用以解释君子的品德与操行“以物喻德”、“以性见行”。也只有和田玉的自然属性与之相匹配，后来玉的一些重要的特殊社会功能基本被和田玉所代替。杨伯达先生在《中国和田玉玉文化》中称“真玉即和田玉”、“和田玉玉文化是中华文明的古老奠基石之一”。

和田玉古称“禺氏之玉”（《管子·轻重》）、“昆山之玉”（李斯·《谏逐客书》；《吕氏春秋·重己篇》；《史记·赵世家》）。至清，改于阗为和田，始称“和田玉”，迄今沿用。和田玉指昆仑山脉周围包括新疆于田、且末、若羌、叶城以及青海格尔木地区所产闪石玉的透闪石——阳起石玉（碧玉），在俄罗斯东部、韩国、加拿大及新疆天山山脉等地也属于这一种玉石家族。

孔子衡量好玉的标准概括为“首德而次符”，即品质是最重要的。对于和田玉玉雕作品还有一个重要的价值因素就是设计与工艺。过去加拿大的碧玉在当地一直被当做装饰材料，俄玉在几百年前就存在和被发现，因当地没有加工工艺和玉石文化，也就未能体现出这种美石的价值，流通到中国市场才从最初的每千克几十元上涨到现在的数万元不等，工艺的要素充分体现出其价值的增加值。

设计工艺

谈到和田玉的工艺，我认为先要从二千多年前中国第一部有关设计的理论著作《考工记》说起。《考工记》中明确提出了一种注重内在统一、顺应大局、与自然相融合的设计思想，其中讲“天有时、地有气、材有美、工有巧、合此四者，然后可以为良”。它指出了天时、地气、材美、工巧是设计优秀作品的四个要素，只有顺应天时、适应地气、巧用材料、适宜工艺，四者有机的结合，才可以产生好的设计作品。“天有时”指天有季节、气候、时令的变化，设计思想要顺应时代的变化才有可能设计出好的器物，即要与时俱进；“地有气”，指地理条件，自然规律的作用。《考工记》中强调不能违背大自然的规律，地域的差异、地里条件不同会影响人们的生产和生活习惯，工艺设计也是深受其影响。创作的作品要有灵魂、气息、只有得到市场的认可，作品的生命力才能得以延续；“材有美”指工艺材质的性能条件，材料是直接关系设计美能否体现的物质载体，是设计美的第一要素；“工有巧”指人有创造能力和工艺技巧，决定设计产品是否优秀的最后一个决定条件。“天时”、“地气”、“材美”是自然条件，属于客观因素，而“工巧”是技艺条件属于主观因素。在各个优秀的设计中设计师都充分发挥了工巧的因素。

设计以客观自然及规律为基础和前提，通过让你的技术活动使人的目的性与自然规律达到一致的创作活动。它要从 人与自然的整体系统来考虑设计，“天时、地气、材美、工巧”就是设计中要包含的有人到社会、人到自然、人到环境的思想，投身自然，与自然融合，“象法天地”、“师承自然”，把“天人合一”的整体世界观与审美观应用到设计思想和设计实践中，就会作出优秀的设计。

设计的实用性与人性化

“中国古代艺术设计观念的萌发，不是以风格来制定器物的样式，而是以适用的观念去完善器物的功能”（摘自《中国艺术设计史》赵农）。春秋时期已经确立了道论与器论的概念，设计文化的意义已超越了器物本身的价值。所谓设计，是总结寻找器物形成的规律，从而根据规律创造新的价值意义的方法。工艺设计是建立在物化和文化的双重价值中，通过物质器具来影响人们的精神和生活，从而形成了社会潜质文化的特征。

中国传统文化对我国古代工艺设计影响深远，材美工巧、以用为本、文质彬彬、顺物自然、重己役物、物以载道。为我们现代工艺设计提供了很好的思想资源。“坚而后论工拙”充分体现了中国古代设计非常注重器物的实用功能，要求产品设计首先要有实用的价值，其次才考虑好不好用，最后再解决好不好看的问题。清代的李渔在他的《闲情偶寄》中就强调，制作椅子就要将就如何让人坐得舒服，坐得惬意。我们要装修一所房子，不能只考虑房子装饰的如何美观，首先应设计房子的应用功能，要以人在使用时的方便、舒适与否为出发点，在此基础上再考虑实用与审美相结合。达到“体舒神怡”的效果。只有将器物的实用与装饰两个组成部分巧妙结合，才会使两方面的作用都得到充分的发挥，从而使工艺品设计趋于完美，满足使用者的需求。中国古代的美学家和工艺家很早就开始将工艺品的审美与实用相结合，如仰韶文化中半坡彩陶的尖底瓶，还有西汉的宫灯。因此，工艺设计首先应“以人为本”，注重功能实用性，其次才是器物外形的装饰，功能的意义远远大于装饰的存在。工艺设计思想即要多元并行，还有遵循规律与方法。